史记·巴金列传

巴金者，李尧棠也，字芾甘，蜀郡成都人。生于光绪三十年甲辰岁。少而颖异，家世素封，及长逢鼎革之际，亲见旧族之衰、人世之艰。幼读《新青年》诸刊，闻自繇均平之说，心向往之。后取巴枯宁之"巴"与克鲁泡特金之"金"合为笔名，以志其所向。尝与同道结社论学，以文字发其所见。

庚申辛酉间，肄业于成都外国语学堂。丁卯岁，西游法兰西，居巴黎，始治文章之学，兼迻译泰西诸书。翌年，撰《灭亡》，归国而刊行于世，自是以"巴金"之名著。其后又作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三篇，及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三篇。凡所撰述，多写世家之内父子兄弟、婚姻恩怨、少年与礼教相争之事。辞旨明白而情意深切，少雕饰而多真率，一时少年士子争相传诵。《家》一篇尤为世所重，写成都高氏一门之盛衰，于旧式家族之锢弊刻画入微，读之者无不掩卷太息。

寇难既深，巴金辗转沪上、广州、桂林、重庆之间，未尝辍笔。其时国事蜩螗，而士人多以文章相砥砺。《春》《秋》相继问世，又著《憩园》《第四病室》诸篇。既写一门之悲欢，亦寄忧世之意。及寇降后，又作《寒夜》，述乱离之中一家之困顿，尤见其悲悯之怀。

巴金一生，不独为著书者，亦躬与文事。癸酉甲戌间，与靳以创办《文学季刊》，又任文化生活书局总纂。所编所刊，多扶持后进，保存文章，使当时之士有所寄托。抗战之中，又参加文坛御侮之会。故其功不独在著书，亦在护持一代文脉。

己丑，赴京师，与人民议政大会。其后历任文坛诸职，总领文事，奖掖后进。虽身居众任，而所守仍在文章。

然巴金一生最可重者，非独前半生之文，而在晚年之自省。

岁逢丙午，世局大变，巴金亦罹其祸。妻萧氏殁于乱中，巴金悲痛欲绝。十年之间，几废其笔，身心俱受摧折。旧日所作所为，亦有违本心之处。及事定，巴金年已七十有余，乃重新执笔。戊午岁冬，始作《随想录》，历八载，成五卷一百五十篇。

《随想录》之作，不饰己过，亦不讳时艰。凡所见所历，直书之；己身有失，亦自责之。其尤重者，在"言真话"三字。昔人多讳其过，巴金独反求诸己，既追悔所失，又愿后世知其所以然。其书既为一人之自叙，亦为一代士人所历之存证。论者谓其直面文革之祸，亦直面己身之失，以实言负士人存史之责；故此书遂成为其暮年之巨制，于当世士林影响至深。

巴金晚年又常念存往鉴来。尝有言，愿后人建文革存证之馆，使后世毋忘前车之覆。其意非欲逞一时之愤，实欲以往事自警，以存人心。故《随想录》既为文章，亦有史鉴之意。其一生之文，于此而由叙人伦、写悲欢，进而自省、存史。

巴金又重译事。早年旅法，已迻译无君之说诸书；晚年复译赫尔岑《往事与随想》，并与所撰《随想录》相参。其所译所著，皆欲使中国士人知天下之事，亦欲使后人知一代人心之变。

平生著述甚富，有长篇短篇说部及随笔杂著，又有译书多种。晚岁《巴金全集》《巴金译文全集》陆续刊行，其文章遂得完整保存。暮年尤以《随想录》为平生文章之大成。

所获荣典亦多。壬戌，获意大利但丁之赏；癸亥，法国授以荣勋；甲子，香港中文学堂授文学博士之荣衔；乙丑，美国文学院授名誉学士；庚午，又获福冈亚细亚文教特别之赏。然其平生所重，未尝在爵赏，而在文章与良知。

癸未，授"人民文士"之称。

乙酉岁九月十五日，巴金卒于沪上，年百有一。

太史公曰

太史公曰：

古之为文者，或以辞藻见长，或以才情自负；能以一身之文照见一世之变者，鲜矣。巴金少闻新学，壮而著书，所写虽一家一族，而其间实有一世之悲欢。其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非徒叙儿女之私，盖以见礼教之锢、天性之争、少年之志也。

及寇难既深，烽火遍地，巴金不避艰危，犹以翰墨为事。其文无险语，无诡辞，而哀乐真切；故读者见其言，如见其人。其所悲者，非一家之悲；其所忧者，非一身之忧。此其文章所以动人也。

然古今文士，能责人者多，能责己者鲜。巴金晚岁之可贵，正在于此。身历大变，而不以年迈自免；既受其祸，又反求诸心。乃述往事，录己过，直言所见。其书所以可贵，不独文辞，而在敢以一身之痛，证一世之失。又倡建文革存证之馆，使后世知前车之覆，此尤为远虑。

夫史者，所以垂戒后世也；文者，所以存人心也。巴金以文存事，以言自省，遂使一身之遭遇有可考之实，一代之悲欢有可传之辞。故其《随想录》虽成于暮年，而其功非一身之晚誉可比。

且其一生，始于求真，终于求真。少时求世间之平等，中年以文济世，晚年又以文字反观己身。世途万变，而其志不改。其身既没，而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犹在人间，《随想录》犹可使后人知其所失。

故曰：巴金之为文，不以奇险胜人，而以真挚动人；不以华辞饰世，而以实言自存。其人已逝，其言犹在。后世论中国文章之兴衰，不能不举巴金；后世论士人之自省，亦不能不举巴金。

七言绝句

一管真言贯古今，
百年身世寄丹心。
生前敢对前尘问，
身后文章万古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