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公讳镕基，长沙人也。生于戊辰，少笃学，入清华，肄电机之业。既卒，历事计政之署。庚午，出守沪上，时议辟浦东，公力赞其谋，任事有声。辛未，入中枢，拜副相；癸酉，兼领掌币之任。
是时，诸方争辟新城，营建竞起，市券腾涌，百货日昂。公察其势不可久，乃请约束贷财，抑浮滥之举，裁过度之费。其议既行，物价渐平，百业未遽衰，而积热之患得纾。夫治世者，非徒见其盛而喜之，亦当察其盛中之危。公不以一时之增益为足，力求抑亢而存其本，其识有过人者。
甲戌，更赋之制。先是，中枢所入，仅天下赋之二成有二，财权散于四方，调度多艰。公与诸臣议定新法，分其赋入，定中枢与诸方之取予，是岁中枢所入骤增，逾天下赋入之半。自是国用渐充，朝廷统筹之力益强。然赋制既更，诸方所恃亦随之而变，后日财用之困，尚须兼察其后诸制，不可尽归于一端。
戊寅，拜相。时东亚诸国币价骤挫，商旅失措，江河复泛溢为灾。公主守国币之值，不随诸国竞贬；又举债兴工，修堤筑路，以济灾黎，通商旅。其议在定众心，纾一时之急，使百业不致骤缩。然举债终须有偿，兴工亦有所费，其利与其后之负，不可偏废而论。
是岁，朝廷大更官制，所属之部由四十省为二十九，内署亦多裁省；又罢诸多直接统辖工矿之官署，使官府不复事事亲理诸业，而渐专于立法度、明赏罚、察奸弊。此举既削冗官，又使官与业稍分，触及旧日职掌之利，施行颇难。然官署之省，不独在减其数，尤在所任得人、所司有序；若徒省其名而事仍如故，亦不足以成治。
公又以三年为期，欲使多数亏损之大中厂矿脱困，令其改组、合并，或停罢其不堪者，责其自计盈亏，不复一味仰给公帑与官行之贷。累岁以来，诸厂矿亏负日积，设备陈旧，冗员居多；若任其因循，则亏耗无穷，国用与存贷皆将受困。公力主更张，欲使积弊得去，诸业自立。
然更张之际，众多工人失其旧业。昔日以厂为家者，一旦离厂，衣食、屋庐、养老、疾病之恃，皆随之动摇。虽设安置之所，给以赈济，谋其复业，终不能尽补一旦失业之家计。其间有年老而难复谋生者，有壮年久求其职而不得者，亦有毕生积累随之消散者。此皆改革之痛，不可以后日百业渐兴，而谓当时之苦不足书也。
然若以其有苦，遂谓更张不当，亦未尽其理。积亏之业不可久恃公帑，债负不可无穷而增；旧制既难为继，终须另求生路。所当深究者，不独在改与不改，尤在如何使更张之苦不尽归于无告之民，如何使离业者有所养、有所归。公之任，在力去积弊；而救济之法是否周全，变革之缓急是否得宜，亦当存于史笔，不可以功掩其失。
戊寅，朝廷又更城居之制，停以屋随职授人之旧法，渐令居民以钱置屋，屋舍由官门配给而日入市易。其意在兴造屋宇，开居民置业之途。自此，屋舍渐与家财相系，得先者或以此积资，后至者则愈受财力之限。后日屋价腾贵，固非一令所能独致，地价、贷财、城邑聚民及诸制之变，皆相与为因；然此法实为城居之道转向市易之一端。其所开者，亦其所变者，不可徒记其利而不察其后患。
辛巳，历十五年与诸国往复议商约，终使中国列于万邦通商之会。公亲与其终议，力促其成。自是诸国之货渐入，中华诸业得以广其市，亦将直面四方之竞逐；旧日之法度、百工之术，皆更受其考。然此事肇于前，成于众，非公一人之功；公居其任而力促之，其劳亦不可没也。
癸未，公谢政，退居于家，不复预中枢之务。丙午，卒于京师，寿九十有八。
公性峻直，临事果敢，遇疑难不为浮言所夺。其长在敢断，然刚决之人，亦或重事功而未能尽察人情之异。论公者，不当徒以果敢而尽誉，亦不当唯见改革所致之苦，而尽废其功。盖其所处者，积弊深重之时；其所任者，非一事一役，而是赋制、官制、厂矿、城居与通商诸端相牵之局。此间利害交错，非一言可以尽断也。
太史公曰：
夫法久则弊，弊久则积。欲更之，则旧业受创；不更之，则国用受困。故变法之难，非独在敢行，亦在知其所当改、明其所当守，并使受其害者有所安。
朱公当国之际，物价腾涌，则抑其亢；财赋分散，则更其制；官署冗杂，则裁其繁；厂矿积亏，则责其自立；万邦商约历久未成，则力促其定。数事皆涉旧制深处，足见其任事之勇。然勇断非免责之符，功成亦非消痛之药。厂门既闭，众家失其旧业；城居既更，屋舍渐以财力为衡。此皆后世不可忘者。
朱公之功，不可尽归一人；朱公之失，亦不可尽由一人。然居其位者，当任其所当任，决其所当决；既决之，则其所及之利害，亦当受后世之考。论公者，当见其去积弊、开新路之志，亦当记其更张所遗之痛；既不以今日之苦，尽废当年之志，亦不因后来之成，讳言当时之艰。
夫史者，所以存其实，非以饰其美，亦非以逞其毁。朱公当改革之冲，任其艰难，敢触旧利，足为一代之人物；其施行之得失，所遗之利害，亦宜并载。如此，则后世知其所为何来，所成何事，所伤何人，庶几不为一时毁誉所蔽也。
七绝·咏朱公
积弊如山敢力更，
钱粮重整定国衡。
厂门一闭千家泪，
商约既成万里程。